该文发表于佐斌教授主编《中国社会心理研究》集刊创刊号（2023）。

社会心理研究的现实思维和现象思维

辛自强

摘 要：我国社会心理学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就需要以社会现实为观照，以社会心理现象的发现和解释为研究重点。为此，研究者要具备良好的现实思维和现象思维，而非仅仅基于西方文献提出问题并运用变量思维解决那些“他处”的问题。格式塔心理学曾经创造或运用的独特的现实思维和现象思维方法，尤其是现象学实验方法，对当前社会心理学的自主创新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现象学实验；格式塔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我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也更可能建立自主知识体系。若要实现这一学科发展目标，我国社会心理的研究应该以中国的时空框架为基本坐标系，从中国人生产和生活的社会现实出发，考察由此衍生的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刻画社会心理的实然状况并阐明其应然方向及实现路径。简言之，社会心理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该突出现实观照意识，注重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现象本身及其关系的归纳和提炼。在这方面，心理学中曾一度闪耀创造性光芒的格式塔心理学在方法论上至今有启发意义，然而其贡献却被当代“美式”社会心理学忽略了，被今日已成绝对主流的心理测量方法和群组实验设计方法所掩盖了。心理学科历史的演进是各种理论思想不断冲杀和被掩杀的历史，最终成为主流的未必总是正确，被忽略的未必就没有科学价值。有时候过度复杂或创新的思想反而很快无人问津了，研究者会随着大流奔走，只选择容易走的路。本文反思格式塔心理学所运用的现实思维和现象思维，分析其对我国社会心理研究的方法论启发。

一、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现象的区分

社会心理现象是对社会现实某种方式的反映或表达，当然它也会反过来成为或塑造社会现实。社会心理现象发生在主体之内或主体之间，它构成了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然而，鉴于心理具有抽象性和主观性，难以直接观察和精确测量（辛自强, 2017），因而从方法论上不能脱离开更易直接观测的社会现实来认识社会心理现象，而应在二者的关系中来研究。社会心理学要从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现象的关系着手，最终揭示社会心理现象的本质。

关于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现象的区分，我们可以从格式塔学派得到借鉴。该学派的研究是从区分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开始的，对此考夫卡（1935/1997, p.34）举例做了说明。

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地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奇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

该男子的行为发生在哪种环境里呢？他骑马过湖是一个真实事件，这个事件或行为发生的地理环境显然是康斯坦斯湖。但他骑马时以为是在穿过荒芜的平原，根本没有担心冰湖的危险，因此对于他的骑马行为来说，行为环境是坚实的陆地，他的行为是骑马过平原而不是骑马过湖。当店主告诉他真相后，男子死于后怕，他这种害怕行为，是因为了解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行为环境，这时发现行为环境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大湖。因此，我们应该“在地理环境（geographical environment）和行为环境（behavioural environment）之间作出区分”（考夫卡, 1935/1997, p.34）。行为发生于行为环境之中，行为由行为环境来调整。行为环境有赖于两组条件，一组是地理环境中所固有的，一组是有机体内所固有的。总之，在地理或物理环境相同时，行为或心理环境或许不同。心理学研究的是客观环境的主观意义，是行为环境对行为的影响。

如果套用考夫卡的观点，那么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客观社会现实的主观意义，是主体所表征的环境，也就是行为环境对主体社会行为的影响。各种社会心理现象发生在对社会现实的表征和主观意义层面，它们又进一步影响社会行为。研究者需要以正确的方法认识“现实”和“现象”。

二、社会心理研究需要现实思维

（一）勒温的现实思维

前述的“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差别正好与事物的‘实际’状况和它们在我们看来的状况之间的差别相吻合，也即与现实（reality）和现象（appearance）之间的差别相吻合（考夫卡, 1935/1997, p.41）。”社会心理学本身具有鲜明的现实性，研究的是衍生自特定社会现实的社会心理现象。通常而言，若不考虑社会现实本身，只研究“去背景化”的心理变量关系，研究成果则很难有实际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在现实思维方面，格式塔学派的心理学家勒温堪为典范。勒温在场论的指导下，带领自己的团队开发了很多实验，来探讨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心理现象。有学者指出，“勒温是将生活问题转化为实验形式的大师，在将问题转化为实验变量时，他非常小心地保留了问题的本质（Patnoe, 1988, p.6）。”他的现实思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场论的整体性和动力性原则，确保实验情境是复杂社会现实的逼真模拟，是一个完整的“心理场”，而非单一地考察某个特定条件或因素的作用。他用心理生活空间来作为“心理场”的另一种表达。凡是可能影响一个人心理和行为的一切环境，一并构成了其心理生活空间。勒温（1936/2003, p.21）指出：“根据动力学的观点，我们须认为整个情境为对于有关个体所可发生影响之物的全体。由此推论起来，我们可以说‘现实的为有影响的’ （What is real is what has effects）可用为存在的标准。”显然，这种对实验情境的理解与我们今天藉由“实验条件”一词所表达的含义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像勒温那样关心整体的心理生活空间的作用，而非只按照元素主义或还原论的方式关注单一实验条件的作用，哪怕是多变量的交互作用也未能充分体现场论所秉持的整体性和动力性原则。

二是注重对社会心理现象和行为“质的”描述，并采用多种指标综合描述，而非总是依赖于单一的量化指标来刻画所谓的因变量。社会心理现象首先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非量的多少问题。苏联人蔡加尼克（Bluma Zeigarnik, 1901-1988）自1925年在勒温指导下开展了有关记忆的实验（1927年发表，论文共85页），探讨了“未完成任务”对记忆的影响（考夫卡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她这个实验，1935/1997，pp.438-442；也可参考更新的回顾性文章，Macleod, 2020）。她以各种人群为研究对象，前后共做了12个实验，一致证明人们对未完成任务的回忆成绩大体是已完成任务的2倍，呈现一个“2倍”的常数关系，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蔡加尼克效应”。该效应是记忆中的一种心理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第一次系统地检验了勒温场论的观点（Macleod, 2020）：任务场景会产生一种“张力”，它提供了人们行为的动力。任务完成后，这种张力就自动消除了；当被试被中途打断而未能完成任务时，这种张力无法消除，反而有所提高，被试非常期望稍后能重新回来继续完成该任务，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反而加强了对刺激项目的记忆，提高了回忆成绩。在该实验中，实验条件和作为结果的心理现象，都是一个有或无的问题，是一种质的判断，不涉及量的差异。实际上，心理现象本身是没有“单位”的（辛自强, 2017）。若缺乏测量单位，对心理的测量根本达不到等距水平，只能得到粗略的顺序变量或名义变量，由此繁复的量化和统计工作显得多余。此外，一些社会心理现象需要用多种指标综合刻画，如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就要分析团体中各个成员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评价由此产生的内聚力和分裂压力等多种指标。

三是对社会现实的改造精神。勒温身为犹太人，他深切体会到二战期间群际偏见所造成的歧视和迫害，因此他希望能改善现状。然而，“不幸的是，在社会规律和社会研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迫使实践者向善”（Lewin, 1946）。一般的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规律，只是一种工具，既可以用于向善，也可以用于作恶，而勒温所倡导的“行动研究”是以促进人们向善为目的的。行动研究方法是一个三步的过程，包括项目规划、项目执行和项目评估或现实环境中的事实发现（Patnoe, 1988, p.8）。行动研究的目的是让当事人加入研究，直接改变群体态度等心理变量。勒温早就关注如何将心理学用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美国心理学会的分会之一“社会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s）成立于1936年，勒温是主要创立者之一，他还在1942-1943年间担任了该学会的主席。该学会设立了自己的会刊《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ocial Issues），一直致力于对真实社会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力图发扬勒温的思想和传统，该学会的最高奖被命名为“库特·勒温纪念奖”。

综上，在如何将社会现实、社会心理现象及其关系完整纳入实验研究方面，勒温提供了不同于当前社会心理学实验的方法论原则；此外，他致力于用心理学去理解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精神，尤其可贵。

（二）社会心理学的现实导向

反观当前我国高校的社会心理学课程，大多教授的只是“美国社会心理学”，间或有些“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内容，来自我国以及其他亚非拉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则极为稀少，尚达不到知识的自主化和体系化。不可否认，欧美的社会心理学包含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知识，但是更多的知识并非如此。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欧美社会心理学往往自以为是通用科学知识，而且我们也有意无意地这么看待。实际的情况是，欧美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是在其社会现实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是西方理解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产物，是其思想传统和学科方法论的产物。

一方面，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西方国家当地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心理现象。罗斯（Ross et al., 2010）在为《社会心理学手册》所撰写的“社会心理学历史”一章中，系统分析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和实证研究如何受到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我国学者也重申了这种关联（王芳等, 2012）。举例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引发了有关种族主义、攻击、权威服从、政治宣传及群体士气等方面的大量研究；电视普及带来的青少年暴力，则激励社会学习理论予以解释。由此得到的科学知识在概括水平和普适性上是存在层级差异的，未必总能类推到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中。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心理学延续的是西方自身的思想传统。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在欧美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是其哲学和文化思想传统的延续，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产生有三大直接来源，分别是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法国的群众心理学和英国的本能心理学，它们都出现在欧洲（王小章, 周晓红, 1994）。然而，在20世纪初期，世界心理学的中心由德国转移到了美国，美国人基本放弃了德法传统，而只部分延续了来自英国的方法论（如延续了个体差异方法，但反对本能论思想）。美国人之所以对来自欧洲各国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取舍有别，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部分承继了英国的个人主义、进化论、经验论传统，再加上自创的实用主义。各种“主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研究者选择研究主题时发挥了筛选作用，使得他们只研究所谓“正确的”选题。例如，在美国心理学中充斥了大量与自我有关的概念，如自我意识、自我实现、自我控制、自我决定、自我效能感。通常相关语词的数量与其指称事物的重要性成正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是行动主体、责任主体、价值尺度，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有关自我的研究自然就多了。我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该研究领域的理论、概念、操作方法等方面不能简单搞“拿来主义”。

总体而言，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脉有鲜明的依赖性，其概括性和普适性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因为社会现实背景既存在明显的历史变迁，也存在突出的国别和地区差异。我们在研习和教授西方心理学概念和理论时，不能忘记一点：它们的提出是有历史和现实背景的，它们的研究是基于其自身思想传统的。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看待这些理论知识，而要理解这些知识是如何依附于特定背景的，同时思考我国的现实背景需要我们提供哪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和阐释。只有充分解构这些舶来知识的背景依赖性，我们才能认清其本质，知道我们该如何建构我国社会心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在我国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需要以当下的社会现实为观照，具备“现实”思维。这种现实思维的本质是将社会心理现象置于特定的时空框架下来理解，研究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无论是客观的社会现实，还是主观的社会心理现象，都发生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框架下，其分析尺度可大可小，可远可近，但一定要明确研究所选用的时空坐标系。如同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所要求的，社会科学研究“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在空间尺度方面，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 1989）以俄罗斯“套娃”为隐喻，提出了从小到大四个层次嵌套的生态系统：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这四者分属于影响个体心理行为的近端或远端环境。该生态系统理论因为其高度抽象和概括，对生态系统的层次划分具有相当的普适性，然而，若用于我国，从微观系统到宏观系统的每一层，究竟要包括哪些具体的环境变量，环境变量的本质是什么，仍要重新思考和界定。例如，我国政府部门一直强调要做好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这种环境究竟属于哪个层次的环境，对此布朗芬布伦纳未曾说清楚（辛自强, 2007）。又如，城乡差异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但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差异及其心理后果，则是我国独特的现实和现象。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空间尺度以及具有现实重要性的环境变量来考察其社会心理影响。

关于时间尺度，埃尔德（1970/2002, p.430）的生命历程理论明确提出了“一定时空中的生命”原理。他认为，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在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侧重分析个体属于哪一个同龄群体（生命阶段、生理年龄的效应），在哪一年出生（出生组效应，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出生在什么地方（地理效应）。此外，他还提出了“生命的时间性”原理等命题。与生态系统理论一样，生命历程理论也具有浓厚的“元理论”性质，具有相当的“超然性”，在我国的具体应用必然要面临再创造问题。比如，我们要明确所选定研究对象的出生组，选择真正有关的历史进程以考察其心理影响。

就宏观的社会历史进程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应该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重大的现实背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现代化，存在“多化”叠加问题，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等，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并实现自身的强大。这种现代化既是一种历史进程，也是在国土上梯次展开的空间结构。它到底对不同时空交叉点上的国民群组产生了哪些社会心理的影响，带来了哪些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心理又如何作用于社会行为并引发社会变革，均需要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解答很难从西方教科书或期刊上找到直接可套用的概念和方法，虽然有些理论框架可以被借鉴。如何提炼一整套适合分析当代中国各种社会心理现象的时空框架理论，是当前亟需突破的问题。

三、社会心理研究需要现象思维

（一）以现象思维弥补变量思维的不足

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是社会心理方面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一种主观现象，而非客观的社会现实。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归纳和描述现象本身，而非直接去探究各种变量的关系。毋庸讳言，当前很多研究者忽略了对社会心理现象的发现，直接陷入了变量测度和统计的技术性套路中。

当前的社会心理学，包括整个心理学的研究都严重依赖统计学方法，基于统计学要求做研究设计。例如，根据方差分析的原理做实验研究设计，根据回归分析的要求做相关研究设计。当然，人们也可以争辩是根据研究设计来决定统计方法的选用，但研究设计和统计方法至少是相互协调和相互适应的。姑且不论谁决定谁，进一步的问题是，不依赖推论统计方法，如何做心理学的研究？换言之，统计方法总是必须的吗？当前无论是实验研究还是相关研究都在使用变量思维，变量思维有助于明确所操纵和观测的变量到底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是研究深化和精确化的一种保证。不过，变量思维也只是研究要用的“一种”思维而已，并非全部。

心理学中的变量思维是随着统计方法，特别是英国统计学家费舍尔创立的方差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至50年代期间逐渐向心理学推广而兴起的。今天心理学研究者的变量思维已经高度标准化和套路化，这虽然有助于科学研究的快速重复并制造论文和论文引用的繁荣，但是似乎很不利于原创性的发现。科学是用于揭示现象本质或背后潜在规律的求知方式，首先要从现象的界定开始，如果对现象本身都不熟悉、不了解，也就谈不上下一步的工作了。通过阅读西方文献而径直提出所谓科学问题的研究者，大都跳过了现象思维的环节，直接从国外同行创立的变量（包括其操作定义方法和测度工具）和变量框架开始，研究结果针对的是“他处”的现象和问题，而非自己所生活的国度和文化下的真实社会心理问题。

变量思维往往并非一项原创性研究的起点。真正的原创性研究大多是从现象开始思考的，研究者要采用一种现象思维，用体悟、直觉、理性去提取和概括现象的内涵和本质。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界，存在一个“勒温-费斯廷格-沙赫特传统”（Lewin- Festinger- Schachter tradition），他们是师生三代。罗斯（Lee Ross）是沙赫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时指导的博士生。当罗斯被问及什么样的实验会成为经典时，他用阿希的实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费斯廷格的实验来作为经典的案例，并解释了它们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与现实世界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联系，而不是它们与任何其他实验之间的联系，解释了它们的‘经典’地位（Patnoe, 1988, p.162）。”自勒温以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传统，一直在强调开展真正能揭示现象的实验，这样的实验本身就很打动人，有成为经典的潜力。

概言之，我们并不否认变量思维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若没有现象思维，只靠变量思维，心理科学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丢掉作为本体的“心理”——没有靶子，徒有强弓利箭（陈中永, 辛自强, 2022）。现象思维和现象学方法有助于我们矫正变量思维的偏颇，看到另外一种研究范式所带来的科学发现的可能性。

（二）格式塔学派的现象学方法

心理学研究的是主观层面的现象或者经验现象，具有良好适用性且曾得到有效运用的现象学方法时至今日却被严重忽视或遗忘了。从学科的方法论起源来看，德国心理学家的贡献不仅是冯特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并借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心理学问题（如对物理刺激的感觉经验），同时还有另外一脉——现象学方法。布伦塔诺、斯顿夫、胡塞尔，以及整个格式塔学派，主要使用现象学方法开展心理学研究。现象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想体系，此处不去比较这些思想家的不同理解。考夫卡这样定义现象学，它“意指尽可能对直接经验作朴素的和完整的描述”（1935/1997, p.92）。现象学的方法侧重人们对直接经验的描述，研究者基于这种描述概括某种意义类型或质的范畴（郭本禹, 崔光辉, 2007）。这种直接经验当然可以在某种实验条件操纵下出现，此即实验现象学（experimental phenomenology）方法所为。不过，这里的实验并非我们今天通常理解的实验，它主要不是为了证明实验条件和心理行为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或一种刺激-反应式的联结），而是以实验的方式让某种心理现象发生，即在实验背景下“演示”某种心理现象的存在及其特征，故而也称为“演示实验”（demonstration experiment; Ross et al., 2010）。当人们看到某种心理现象得以演示或重现时，自然就信服了，想想格式塔学派经典的“似动”现象研究，就能明白这一点。

作为格式塔学派创立标志的第一个实验——似动实验，很好地体现了现象学实验的特征。韦特海默在1910年的秋冬两季于法兰克福开展了似动研究。他用速示器间隔一定时间依次呈现两条线，被试来报告自己的知觉结果。被试是他的研究助手，包括苛勒博士、考夫卡博士以及考夫卡的妻子克莱因·考夫卡博士（后来也用过未经训练的人做被试）。在该实验里，被试并不需要做冯特那种反复的内省训练，实验结果也不需要统计或量化。正如韦特海默（在文献中被翻译为“惠太海默”，1912/1983, p.291）所说：“所有重要的观察结果都是受试者不假思索地作出的”，即被试都报告看到了线条的运动现象。他还说：“事实证明，使用大量的受试者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每一场合都会毫不含糊地，自发地并且必然地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p.291）。”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这种似动现象是必然存在的，每个被试都会这么报告，也就是说不存在个体差异和概率性的问题，因此统计和量化是完全多余的。格式塔学派的现象学实验对心理现象的展示和描述，关键在于揭示其质的规定性（如知觉的完形特征），而不是像今天的实验那样，将心理现象还原到刺激条件、神经活动，或作某种量的刻画，因为此时往往消解了完整的心理现象。

实验现象学方法被格式塔学派广泛应用，并在知觉、问题解决等领域取得了大量成果。这种方法随着格式塔学派各位领军人物移民美国，而在美国得到了有限的传播。然而，随着这一学派代表人物年纪不太大时就退出学术圈（他们在美国本就生活在学术圈的边缘地带）或走完生命历程，实验现象学方法迅速淡出了历史舞台。只有勒温因为培养了一批弟子，让实验现象学方法在社会心理学中曾一度产生了较大影响，不过在他1947年去世后，其弟子和追随者（如最有名的学生费斯廷格）在实验方法上也基本改弦更张了。

心理学历史专家丹齐格（Danziger, 2000）指出，在勒温去世的1947年，美国心理学方法论的潮流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强劲发展。从此，实验被定义为去证明特定刺激元素（现在称为自变量）和特定反应元素（称为因变量）之间的功能关系。对于此类证明活动，变量需要明确定义，并用单一尺度进行测量，即将其视为单维变量。实验情境的复杂性只是用变量的乘法及其本质上可加的交互作用来表示。

如果实验只能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框架来考虑，那么勒温那种笼统的实验程序确实不好理解。费斯廷格甚至认为勒温的方法是错误的，他自194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跟随勒温工作时，已经力图帮助勒温完善实验设计。后来在文献中，他明确指出了勒温的问题所在：“实验者没有分离并精确地操纵单个变量或一小组变量，而是尝试了一个大而复杂的操纵。也很少尝试控制……（Festinger, 1953, p.138）。”而费斯廷格在自己的实验中，只研究了一个独立的自变量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确定所获得的结果是由实验者操纵的自变量直接导致的。

在勒温看来，社会心理学实验创设的人为条件是为了制造出期待的现象，以给理论模型提供一个有效的实例。勒温的这种看法来自其科学哲学老师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的观点，他认为，实验是一个局部事件，但它们是人为构建的局部事件，以构成“纯净的案例”或“纯例”（pure cases），即人类互动普遍规律的具体案例（Danziger, 2000）。这个纯例是研究者根据理论的预见所人为制造出来的，实验的功能不是实证的（证实为真），而是理论的：通过实验建立的经验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理论概念的实例。简言之，实验是为了展示出理论所预期的在某种情境下必然会出现的社会心理现象。如果能把理论所预见的社会心理现象展示给人看，理论所表达的定律也就令人信服了。

费斯廷格后来反对勒温的方法论认识，他坚持认为，实验是要证明单一的可操纵变量的纯粹效果。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理解，准确说是基于推论统计（主要是方差分析）的严格的群组对照实验设计。此一设计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迅速在心理学领域推广开来，以费斯廷格为首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认可这是更科学的实验方法。由此，社会心理学逐渐走向精致的实验方法取向，并远离了勒温曾经关注的社会现实和现象世界，这就为此后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埋下了方法论的伏笔。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率先将精致实验方法引入社会心理学的费斯廷格，也痛感这种方法的狭隘性，而失去了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他遂于20世纪60年代末放弃了社会心理学实验研究，转向一般的知觉实验研究，直到又过了十年，他干脆连心理学也不做了，转向考古学。费斯廷格终止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因为对整个学科发展状况非常不满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采访时，他这么说：“每次我拿起一本社会心理学杂志，在我看来，90%的内容都是认知信息加工——就好像人类做的主要事情是加工信息一样。每当有人发现信息加工的结果与理性模型不符时，人们都会为这个伟大的发现感到高兴（Patnoe, 1988, p.258）。”但是他认为这些研究价值不大，它们多基于纸笔回答的方式进行，虽然更容易做，发表也更快，但对于推断信息加工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研究没有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

（三）个案与定律的关系

某种心理现象可以发生在自然状态下，也可以发生在实验条件下。实验情境的创设只不过是为了模拟该现象发生的自然条件，使之在研究者“人为”设定的条件下发生。无论是在自然条件下的观察研究，还是在人为条件下的实验研究，本质都是为了确证一种心理现象的存在，当然也（可以）包括确定心理现象发生的条件或原因。无论是对心理现象的刻画，还是对其发生条件的刻画，格式塔学派关心的是其中的整体性结构问题，而非零散要素的数量问题，所以统计是没有必要的。研究推论是从个案观察或个案实验结果直接上升到普遍定律或理论，并不依赖推论统计方法。

关于个案与定律的关系，勒温（1936/2003, p.10）认为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某一个案或“单独的事件只是一种偶然的遭遇，陈述这种事件也只有满足好奇心的价值。只是多数个案的平均才有一般性的重要”（勒温, 1936/2003, p.10）。这种观点认为，研究者得到的个案具有偶然性，只有统计很多个案的平均值才能反映出一般性的规律。另一种观点认为，“假使我们认为这个单独的事件也受定律的管制，便不得不求科学的论证于具体的纯例（pure cases），而不求科学的论证于许多历史事实的平均值了”（勒温, 1936/2003, p.10）。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规律是普遍性的、通则式的，那么每个个案都受到这个规律的制约，因此基于某一个案所归纳出的规律就是这种普遍的规律，规律的获得方式就是有效度的，根本无须借助于统计方法。查普林和克拉威克（1960/1984, p.82）指出：“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勒温的论证表明，心理学的定律不必完全依据统计平均值才能制定。应该承认，个别案例的研究价值也同样重要。”

个案式的观察和个案式的实验，均以完整的个案为归纳单位。个案当然不只是指代“一个人”，可以泛指任何一个层面的、合适的“分析单位”。在个案层面，方能看到完整的心理现象，看到心理现象赖以发生的主客观条件的内在结构，而非只是一些量的特征和数量关系。通过统计方式进行数量的加总，根本无法反映个别因素之间如何组织和结构化，又如何与个体发生关联。那又如何来刻画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结构呢？我们可以使用日常语言，也可以借助一些数学、逻辑学的概念。勒温的方法是借助拓扑学的概念来对每个个体的心理生活空间内的各个要素的关系进行动力学的结构分析，以归纳出普遍的规律；皮亚杰是用自创的心理逻辑学的方法来刻画认知的结构。遗憾的是，这些方法并没有被有效传承，今天大多数人擅长的只是统计学套路。

历史传承的中断以及格式塔学派代表人物移居美国后的落寞地位，主要原因是美国人与欧洲大陆学者持有不同的理智传统。过去一个世纪，美国人一直居于心理学的中心地位，烙印着美国人偏狭理智特征的心理学，被全世界误以为“这就是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的全部。

欧洲大陆的理性论和现象学传统让学者关注心理作为经验现象的结构特性，而不是可量化的测量特性。格式塔心理学和皮亚杰理论都属于结构主义理论，都秉承了理性论传统。对于理性论者而言，观察并辨识出人们自然表现出的心理结构是研究的首要任务；如果一定要做实验，也是为了展示被试的心理结构或演示心理现象的存在。格式塔学派的似动实验和皮亚杰学派的守恒实验都是这类演示性实验，其本质上是一种观察。

英美国家的经验论传统和实用主义哲学，则强调了量化的经验科学的重要性。英国的高尔顿率先开展了对人体机能的测量，为了处理测量数据在英国建立了现代数理统计方法。高尔顿本人，他的学生皮尔逊、斯皮尔曼，更晚一些的费舍尔都在测量自然世界和心理特征，并开发了处理相关数据的统计方法。1925年以后费舍尔发展起来的现代因素实验范式，也是以方差分析这一推论统计方法的建立为基础的。所有这些研究工作都是从以量化的方式收集经验开始的，“量化”体现的是事物可度量的特性，而非结构特征。由于深受高尔顿和斯皮尔曼的影响，美国心理测量学之父卡特尔（1890/1983, p.71）写道：“心理学除非建立在实验和测量的基础上，否则它就不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明确和精密。循着这个方向所能做到的一个步骤就是对大批的人施行一套心理测验和测量。这种测验的结果在发现心理过程的常性，它们的相互依存性和它们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异性上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后来，美国心理学的发展基本是在卡特尔的方法论定位下推进的。

今天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的是量化和严格而细微的实验操纵，并通过推论统计将特定的实验结果推广至普遍的理论。然而，勒温等欧洲大陆学者从个案观察和实验所发现的心理现象直接概括出普遍规律的做法，或许在中国社会心理学家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尤其是原创理论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启发价值。

像心理学史家墨菲和柯瓦奇(1972/1980, p.615）指出的那样，在西方，“社会心理学一只脚是站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而另一只脚则处于社会变革的波涛之中。”如是类推，我国社会心理学的两只脚应这样站立：一只脚站立在更为多样和广义的实验科学基础上（不仅是采用推论统计方法的因果实验，也包括现象学实验，以及个案研究等），另一只脚站立在我国社会变革的波涛中。现实思维和现象思维是产生富有想象力的、原创性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必需的思维方式，格式塔学派曾经用过的这两种思维方式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应被继续尘封。

作者简介：辛自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与经济心理学。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2XNKJ01）。

【参考文献略，请查看《中国社会心理研究》上的原文。该文来源：辛自强 (2023). 社会心理研究的现实思维和现象思维. 见佐斌 (编), 中国社会心理研究 (pp. 30-49).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